近幾年去全球化的聲音此起彼伏，但全球化的趨勢無法阻擋。尋求在全世界范圍優化配置資源是經濟規律驅使，全球惡化的地緣政治阻擋不住全球化浪潮的涌動。

2022年德國巴斯夫計劃投資100億歐元在中國湛江開設新工廠。這是德國公司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大一筆投資。蘋果宣布將在印度生產25%的產品，特斯拉的中國供應商諾亞伊泰投資1億美元在墨西哥蒙特雷設立新工廠，巴西跨國個人護理化妝品集團Natura已將其業務擴展到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洲的73個國家。2023年1月，中國電池巨頭寧德時代的首家海外工廠在德國安施塔特進入量產。這樣的案例還有許多，不再贅述。

全球化不會消失，但全球化在調整之中。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從2017年的22%降至2022年的17%以下。越南對美國的出口額增至1200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了10倍多。中國在美洲的足跡正在急劇增加，中國已成為該地區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商貿部去年11月份的數據表明，美國從歐盟的進口超過了中國。雖然拜登政府在極力切割中美經貿關系，中美經貿關系在“選擇性脫鉤”中處于不可能完全斷絕的狀態。2022年中美貿易額有望創下新的高度，但美國對中國實施的301條款關稅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帶來了不利影響。

全球化的調整是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這波全球化以來出現了一些問題。最早對全球化提出質疑的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他質疑全球化不等于否定全球化，而是希望決策者必須重新思考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念，以建立一個更具韌性、公平和可持續的全球經濟。1997年羅德里克發表其著作《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認為全球化正暴露出，在一個不受約束的世界市場上，那些擁有教育、技能和流動性的“贏家”和那些不擁有的人之間的社會裂痕。這些明顯的“失敗者”越來越擔心自己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在一體化世界經濟中的不穩定地位。其結果是市場和社會各部門之間的緊張關系嚴重，政府被迫夾在中間。2019年羅德里克發表文章認為，全球化正陷入困境，這一困境被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所利用而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全球化的困境使得全球化的贏家也承認，全球化帶來了不平衡的利益，必須有所改變。中美關系的變化、全球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使得去全球化的聲音高漲，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安全因素嵌入全球化，導致政府用行政手段切割體現全球化特征的全球供應鏈。

2022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旨在切斷中國與高端芯片的聯系，用芯片捆住中國的發展，達到對中國形成壓倒性優勢的目的。2022年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包括《歐洲芯片法案》在內的一攬子立法，加強歐盟在半導體生產方面的主權，并實現更好的供應鏈彈性。這是歐盟尋求“戰略自主”的產物。2022年8月，在日美“經濟版2+2”會談中，兩國達成了聯合研發2納米的協議。這被外界視為日本的芯片戰略。

美歐日的芯片戰略就是要壟斷芯片供應鏈，或壟斷供應鏈上的某個環節。這一操作違背了尋求在全球范圍優化配置資源的全球化規律，但安全因素嵌入全球化后，人為的行政手段取代了市場配置資源，導致資源配置在尋求不合理的自給自足現象或幾個國家的集團化現象，“回岸”和“友岸外包”是這兩個現象的詞語化表述。從全球化的歷史看，國內經濟的利益始終高于全球經濟的利益。1931年英國放棄了金本位，兩年后羅斯福也放棄了金本位，這都是從本國經濟利益考量選擇走出大蕭條而采取的對策。金本位是有利于全球貿易的制度安排。

從美歐日芯片戰略的實施看，似乎在證明去全球化的合理性。去全球化的關鍵點是擺脫政治制度不同國家在關鍵供應鏈上的相互依賴。但事實上全球供應鏈已經非常成熟，商業意義太大，無法逆轉。所謂的去全球化大都與中國有關，但全球供應鏈調整的成本過于高昂，迫使全球化依舊按照原來的軌跡在運行。“中國加一”就是對去全球化的反應：將工廠留在中國，但發展與其他地方的供應商來對沖風險。印度、泰國、越南和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由此在大幅增長。

全球化在調整中，單一的全球化已不復存在，世界正在形成多極的全球化，中國無疑是其中一極。中國是全球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是中國式全球化的集中體現。

不僅如此，中國式全球化在亞洲、非洲和拉美地區有著廣闊的前景，支撐這一前景的基礎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工業化。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大國和對外貿易大國，這就為中國幫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業化提供了基礎，中國的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業化進程的結合，將給世界提供另一種版本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