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以輕紡商戶侵犯花樣圖案著作權為由進行索賠，索賠不成就提起訴訟，最終被告經營戶敗訴或被迫接受調解，損失巨大。這種高價索賠是否合理？究竟誰是真正的版權人？

“市場里一直在播放檢察院拍的版權宣傳片，微信上也能看到檢察官普法。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知識，我們懂了不少。”裴女士是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中國輕紡城市場（下稱輕紡城）一家窗簾店的經營戶。此前因為幾個小小的花樣圖案，她被要求支付巨額賠償，而且像她這樣被索賠的經營戶不在少數。

柯橋區檢察院歷時近兩年，積極推進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檢察一體化履職，通過數字檢察監督平臺辦結了一批涉花樣圖案著作權詐騙案。

“現在不用再擔心被人惡意起訴了，我們終于可以安心做生意了。”近日，裴女士向前來回訪的檢察官說道。

輕紡商戶莫名遭遇索賠

行走在輕紡城，布料、窗簾、花邊等各類紡織產品上有著形色各異的花樣。有人就打起了花樣版權的“歪主意”。

2021年初，柯橋區檢察院干警在走訪當地律師事務所時了解到，輕紡城里存在花樣圖案著作權職業化維權現象。一些人以商戶侵犯花樣圖案著作權為由進行索賠，索賠不成就提起訴訟，最終被告經營戶敗訴或被迫接受調解，損失巨大。

柯橋區集聚著3.2萬余家紡織商戶，被稱為“國際紡都”，不少商戶都有過類似遭遇。該線索引起了檢察官的重視，他們認為這可能是類型化的虛假訴訟，甚至可能存在幕后推手。為此，檢察官在輕紡城向近百名被索賠的經營戶逐一核實情況。

承辦檢察官走訪輕紡城市場的商戶。

谷女士在輕紡城做了近30年的窗簾布生意。據她介紹，近兩年她已經多次被告上法庭。早在2017年，谷女士就收到過一封律師函，稱她賣的一件6米長窗簾布的花型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權，要求她立即停止掛樣銷售，并賠償2萬元。“這種滿大街的花樣，憑什么就被人包版了？”谷女士覺得非常委屈，因為所售花樣是市場上公開流行的。然而原告出示了作品登記證書，被法院認定為該花樣的著作權人。后經調解，谷女士賠償原告1.3萬元。之后，谷女士又因為出售其他幾個花樣的商品賠償了共計8萬元。“再這么下去，讓我們怎么做生意？”

“我們幾個商戶發現，確實有一批人經常在市場上尋找已登記花樣版權的類似產品，進行小批量購買后，再起訴我們，要求每一個花樣賠償1萬元到2萬元。”檢察官走訪調查發現，像谷女士這樣被告上法庭的經營戶有近千家。他們因長期陷入花樣著作權侵權糾紛苦不堪言，不僅輸了官司賠了錢，還被禁止銷售侵權花樣，損失巨大。而除了打官司的經營戶外，還有大量商戶考慮到訴訟精力的損耗及可能敗訴的后果，選擇直接賠償私了，每個侵權花樣賠償金額在5000元至3萬元不等。

“這種花樣在市場上賣了好幾年，怎么誰注冊就成了誰的？”一段時間，輕紡城內人心惶惶，商戶們甚至不敢開張做生意，這樣的維權行為已經嚴重危害市場的健康發展。

這種高價索賠是否合理？究竟誰是真正的版權人？

數字監督分析模型發現異常

調查中，商戶們反映的信息比較感性、零散且碎片化，無法還原事件始末。為快速、精準地找到真相，檢察官們想到了數字賦能。

于是，紹興市、柯橋區兩級檢察院聯動建立了數字監督分析模型，運用民事裁判智慧監督系統對轄區法院近10年約16萬份裁判文書進行大數據篩查，發現了三處異常：在相關的2916個案件中，有1300多個案件的原告均委托了紹興市外的兩位律師；而在373件判決書中，兩名取證人員陳某、王某出現了348次；涉案花樣圖案作品登記證書中的登記機關多數不在浙江，但維權者卻都在浙江。

在檢索數據的過程中，檢察官們還實地走訪了當地窗簾布藝協會、印染行業協會等，了解花樣版權惡意維權問題。隨后，檢察官又通過紡織品花樣“AI智審系統”對訴訟維權的花樣圖案進行比對，發現部分花樣圖案早已在市場流通，不具有作品的獨創性。而且這些維權者持有的版權大多是仿制、抄襲后在異地獲取的作品登記證書，也不具備原創性。但由于沒有證據，被告商戶打起官司后大多敗訴。而有些商戶在歷經幾次敗訴后，也效仿這種模式，走上了“維權”道路。

“被起訴后，我也想著去包版花樣來保護自己。”在經歷敗訴賠償2萬元后，商戶張先生經朋友介紹，認識了杭州的一家版權代理公司。公司工作人員告訴他，可以幫他搶注市場上的花樣圖案，一旦發現其他經營戶在售賣，工作人員就可以去取證，再將售賣方告上法庭，獲得相應的賠償。“我被告怕了，也不想要賠償款，就想包版銷售。”就這樣，為了搶占先機，張先生授權這家版權代理公司進行花樣版權申請登記、維權訴訟。

“我們在外面看到好看的花樣圖案就拍照，然后拿給制版公司做一些微調，對一些元素進行改動和拼湊，但修改幅度并不大，算是仿制，版權代理公司也知道這些花樣圖案不是原創的。”據張先生介紹，版權代理公司根據花樣圖案幫他編寫創作思路和說明，有時候還將創作時間提前一年。由于仿制的花樣圖案在浙江省內重復的較多，公司就拿去省外進行作品登記。就這樣，通過版權代理公司的“一條龍”服務，張先生獲得了讓商戶停止掛樣銷售的資格，但相關賠償金卻進了這家公司的口袋。

“這家版權代理公司很可能存在搶注花樣圖案著作權實施詐騙的犯罪行為。”通過數據建模分析及深入調查，檢察官發現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張先生所說的這家版權代理公司。

“借版權之名、行詐騙之實”的犯罪套路浮出水面

2021年5月，柯橋區檢察院將涉嫌詐騙犯罪案件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安機關立案后，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檢警聯合成立工作專班。同時，檢察機關還積極推進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檢察一體化履職。

經查，2007年初，杭州某版權代理公司進入輕紡城，推出花樣版權申請登記、維權“一條龍”服務以及低價搶占市場策略，逐漸在花樣圖案登記、維權領域形成壟斷地位。首先，他們鼓動市場經營戶對版權人不明花樣或者沒有實質創新的花樣申請版權登記，幫經營戶編寫花樣創作思路、說明，并將創作日期提前一年，再代簽著作權保證書，為經營戶代理注冊花樣著作權；之后騙取經營戶信任，取得維權訴訟委托；在發現其他商戶使用注冊的花樣后，以侵犯客戶注冊花樣著作權為由，通過發律師函等方式對300余個經營戶索賠340余次，金額累計340余萬元，而維權獲得的賠償款均歸該公司所有。這一連串的事實，足以證實這家版權代理公司“借版權之名、行詐騙之實”的犯罪行為。

2022年10月，經柯橋區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法院對該公司4名主犯作出判決，其中公司主要負責人周某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

除了進行刑事打擊外，紹興市、柯橋區兩級檢察院繼續跟進監督，對800余起花樣圖案著作權維權案件進行全面審查，依職權對其中62起案件啟動監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訴或發出再審檢察建議，目前62起案件已全部被再審改判。其余案件，法院將自行糾正。此外，該市檢察機關擬向版權登記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對與事實不符的33份作品登記證書予以撤銷。

跟進法律服務

助推輕紡市場高質量發展

案件的始作俑者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些曾共同參與虛假訴訟卻未獲利的市場商戶，該如何處理呢？

辦案中，檢察官發現，很多商戶在犯罪過程中作用較小，也沒有從中獲利，屬于從犯。為更好地保障市場主體健康發展，柯橋區檢察院經審查，對共同參與虛假訴訟但未獲利的23名市場經營戶作不起訴等寬緩處理，讓商戶們能夠更好地回歸市場，助力穩定輕紡城經濟大盤。

柯橋區檢察院還借助浙江省檢察院檢校司法實務論壇平臺，邀請多位知名高校專家學者開展“懲治知識產權虛假訴訟研討會”，并結合專家意見，聯合法院出臺《防范和打擊花樣著作權虛假訴訟工作方案》，共同營造良好法治營商環境。

同時，柯橋區檢察院結合辦案積極參與社會治理，拍攝專題宣傳片，深入輕紡城開展普法宣傳，并以情況反映等形式呈報上級檢察機關，建議推動花樣著作權申請登記全國聯網。該案的數字檢察監督模型也在浙江省檢察機關依法懲治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專項監督工作中被推廣運用。

普法小貼士

擁有作品登記證書≠原創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著作權是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對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享有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總稱，著作權也稱版權。而花樣版權則是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對紡織品上所載的美術作品享有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俗稱。

在這起案件中，部分市場經營戶存在一個認識誤區：不管是復制、仿制或簡單修改圖案細節的花型，還是從制版店或設計公司購買的花型，只要有作品登記證書，該花樣就是其原創的，其就擁有著作權，別人無法再使用該花型。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因作品登記并非法定程序，版權登記機構對申請的作品一般也不予實質審查，所以作品登記證書不是賦權和確權證明，只能證明申請人持有該作品，并不能證明作品是申請人原創的。

紡織品花樣要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必須具備一個前提，即獨創性。國家鼓勵和支持創新，但并非每個經營戶都具備創作能力。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經營戶使用他人作品時，可以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或者轉讓合同。